然而，正由于它无用于制器，因而可以免于被砍伐，获得长寿。

本质地说，实是在天道、天命的层层下贯而为自己的真正主体中肯定自己。牟宗三认为，对照这两个方面来看，周公制作礼乐，此为人民定伦常及日常生活轨道。

他说：基督教之宗教绝非已臻尽美尽善之境地。这种特殊宗教是一种道德的宗教，将重心与重点落在道德的本心与道德的创造上，故为一种没有偏至、隔离精神的大中至正之圆教，故，基督教等离教都需向儒教学习。而所谓终极关怀，各教说法虽有不同，但都是教人如何真正成为一个人，如何期有以超越其形限之私不容己［4］197，使人运用其理性从事于道德的实践，或解脱的实践，或纯净化或圣洁化其生命之实践，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之境［5］297。但自理方面看，它有高度的宗教性，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，它是全部以道德意识道德实践贯注于其中的宗教意识宗教精神。在他看来，宗教不仅是文化的核心，而且亦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。

彷佛在敬的过程中，天命、天道愈往下贯，我们的主体愈得肯定，所以天命、天道愈往下贯，愈显得自我肯定之有价值。故不类典型意义之耶教。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，是知有棋而不知有谱者也。

在古代易学史上，清代焦循（1763-1820）的《易学三书》是象数注经派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。比如，焦循《易话》就曾将假借说《易》的先河上溯至《韩诗外传》言《困》卦六三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之解蒺为疾：余于其以‘疾解‘蒺，悟得经文以假借为引申。因而，《易通释》在逻辑上应先于《易章句》。归根结底，焦循与虞翻、惠栋等人一样，虽然对《周易》经传作出了极为细致的疏解，心思却始终拘限在象辞相应的窠臼之中。

《既济》九五：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礿祭。对他而言，通假、假借、转注的详细区分，旁证是否充分，都不是易学本身关注的问题，无妨从略。

究其根本，这种理解方式的失误，在于将《周易》六十四卦、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与传文视作相对稳定的表义单元，而与三圣作《易》的思路背道而驰。如此一来，《易学三书》便完整涵盖了三圣之《易》的全部内容。虽然历代注家对此必有察觉，但从现有文献来看，同辞现象直至焦葱才被视为颇有讨论必要的易学问题。扫象者，全然不论乾为马、坤为牛之具体《易》象，扫辞者，又全然不顾二篇文字之内容。

由此可见，使未知《易》辞通过音和义的引申过渡转化为已知的象辞相应，正是汉易确定逸象的方法之一。依焦氏之见，三圣之《易》的层层递进构成了一种近乎经、注、疏式的的解释关系：伏羲之卦爻为经，文王、周公之经文为注，孔子之传文为疏。概言之，焦氏解《易》约有如下步骤：首先，将《周易》经传拆分成字词单元。当然，对致力于易学研究的学者而言，内心有所偏好无可非议，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亦顺理成章，只是不可因此入主出奴、逼古人就范，以致视野浅近、胸襟促狭。

依他之见，虽然经传辞句各具文意，但其实不过是一个个象数标记符的逐字拼接。伏羲以口告之，文王以辞告之。

后一步被称为横通纵通，由《易章句》最终完成。相较而言，象数派更多留心于《易》辞细节的条分缕析，而其以象解《易》的理论基点则在于《周易》象辞的严整对应。

以学究经生之笺疏视之，孔子之《十翼》仍不可得而明，文王、周公之辞，仍不可得而通……盖经以辞之同者为识，传亦以辞之同者赞之。旧久字义相关，故乾又有久之逸象。所谓同辞，不单指语词的重复使用即字形相同，还包括同义互训和同声假借。至于具体语词之同异，并不妨碍终极义理的表达。历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传，但存卦之序。但孔子之后，经传本义终随历史的推移逐日淡去，所幸后儒的只言片语中仍残存着一丝消息。

这就意味着，象数与义理两派解《易》理路的根本分歧，即是否认同象辞之间存在严整对应，终究只是两种不同的信念。首先是来自小学领域的批评。

其中虽不乏皮锡瑞其假借、转注本于六书，而说假借之法尤精，可谓四通六辟，学者能推隅反之义例，为触类之引申，凡难通者无不可通……学者试平心静气以审之，当信其必非傅会矣的极力称许，但非之者尤众。尽管二者对同音字的使用颇为相类，但假借的前提是没有本字，通假的理由则是忘记了本字。

合而观之，每一辞句又错落有致、各成文理。对此，何泽恒先生颇有同感：《易》非无例，然亦非句句有例，字字有例。

老旧义近，复引申出旧之逸象。在严格遵守小学规则的学者看来，这种说法简直不可理喻，反倒应作为排除通假的理由。然而，相当一部分字词在《周易》通篇中仅有一见。当代学者赖贵三先生又沿袭皮氏之说：焦循以假借说《易》，虽独辟畦町，实源于韩婴《韩诗外传》之《易》说，故能发前人之所未发。

于是，清人皮锡瑞便顺理成章地认为：焦循以假借说《易》本于《韩诗》，发前人所未发。《革》上六：君子豹变。

若舍去谱而徒排所谓车马炮卒士相帅将者，不敢动移一步，又何用乎其为棋也？六十四卦，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也，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辞，谱也。事实上，焦循易学理应视为汉易的发展与深化。

平心而论，就焦循易学体系自身而言，假借说《易》并无任何逻辑矛盾，确能言之成理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圣人精心构设《易》辞的反复出现，一则提示系有同辞的若干《易》卦可由卦爻行动相连一体，再则令后学从中体悟出每一字词的象数内涵。

所谓同辞，不单指语词的重复使用，还包括同义互训和同声假借。即便象数内涵毫无差异，唯有当其分别组成羝羊考祥不详天际翔等词句时，每一《易》辞才能构成相对完整的文意。以其成兑于《丰》上，则借绂为沛。这就是‘假借在焦循易学中的作用。

横求之而通，纵求之而通，参伍错综之而无不通，则圣人系辞之本意得矣。那么，不同字词得以连接的根据何在？这对深谙文字训诂的焦循来说，实在太容易回答了。

另一方面，《易》辞中的重复文句，则提示出系有同辞的若干《易》卦要么因卦爻运动相连一体，如《损》《咸》旁通，二五先行、初四从之成《益》《既济》，故《损》六五与《益》六二皆言或益之十朋之龟。际训为接，即乾兑两象共享九四、九五两爻。

依此观之，焦循参伍求通的解经原则、《易》辞文意无甚可观的论断，皆是此一思路合乎逻辑的推演。如《比》初六有孚比之，无咎。